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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在魯迅的詞風里

王得后:在魯迅的詞風里
 
  如果不是因為到了魯迅博物館,我可能不會認識那么多學人。那是個文物單位,相對有些封閉,業務自然也是單一的。現在想來,我一生受惠于此的最多,由此也將自己的趣味久久地限定了。我年輕的時候不太喜歡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覺得做學問的,一定要有一點人情味和智性,不是呆板的書生。而研究室就有幾位頗有意思的前輩,那時候就結識了王得后先生。他雖是領導,卻沒有一點架子,喜歡青年人,尤其小孩子,見到年輕人,眼睛射出一股熱流。青年人都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喜歡人們這樣叫他,沒老沒少,這看得出彼時單位的風氣。
 
  王得后有一點古風,口音還帶有江西人的味道,講起話來聲音很大。他率真,又聰慧,像似通靈者,能夠與不同人物打交道。但又沒有圓滑之影,倒因為善解人意而變得親和。以賽亞·柏林認為,學者有狐貍與刺猬兩種類型,狐貍型靈活多元,刺猬型執著專一。王得后性情中帶有一絲前者的形影,但其學問顯然偏于后者,近于兩者又半似非似,說明他精神的特別。
 
  從其公開發表的履歷里,當可想見顛簸人生里的苦樂:生于民國年間的富人之家,新中國初考入北京師范大學讀書,再后來去了大西北,五年后又轉至天津,“文革”中在工廠勞動數年。20世紀70年代中期,因了對魯迅研究的特別,被選調到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直到退休。

  如他所說,自幼受到革命文化影響,很早就與國民黨的父親劃清了界限,成了家族的叛徒。這一點與錢理群很像,他們都自覺地接受了左翼思想,以為舊世界的崩潰是歷史的必然,自己要做的是改造世界的工作。他在大學時代的熱情和思想投入,帶出的是一個夢想,相信以后會走上神異之路。改造社會的使命,自己不承擔誰來承擔呢。而且那時候受到的教育告訴他,父親的選擇錯,自己心儀的世界才一片光明。
 
  但當他自愿去西北服務之后,在最基層的日子卻感到了天地的異樣,知識人的創造性熱情被抑制了。改造、交代問題,莫名其妙的運動,使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壓抑。在極端苦楚的日子里,要不是魯迅的書,難以想象何以度日,那是在孤寂歲月里唯一可以安頓自己的文字,忽然覺得許多的疑惑,似乎都能由此得到解釋,而且那噴涌的智慧,將自己深眠的內覺喚醒了。
 
  對于魯迅的書,他幾乎是一字一句讀下來的,一些見解乃內心獨特的體味形成的。與校園里的閱讀不同,他帶著認知的困惑和覓路的迷惘走進了魯迅的世界。當靜下心來,拋開一切外在的概念的暗示閱讀文本的時候,便驚異地發現,有一個流行文化里沒有說過的魯迅。那時候學界走紅的人物描述魯迅的文章,他似乎都不太認同,因為時代語境里的描述,遺漏了一些重要的元素。而他自己想要表達的無處可說。大約20世紀70年代初,他看見李何林的一篇文章,就從工廠發信于先生,談了自己一些關于魯迅的心得,沒有想到竟得到回信,猜想一定是打動了老先生吧,乃至李何林受命組建魯迅研究室時,第一個調入北京的竟然是他。
 
  我到魯迅研究室工作時,最活躍的時期已經過去,原先在研究室的王瑤等前輩已經離開博物館。常聽人說,王瑤對于他也很信任,乃至遇到棘手的事不會找別人解決,而會想到王得后來,而他一旦出現在王家門前,許多難題就迎刃而解了。我自己就經歷過幾個場合,比如和啟功、鐘敬文在一起的時候,老人們都很看重他的想法,啟功晚年遇到難題,第一個出來為先生說話的也是王得后。
 
  一個人性充滿愛意,卻又不被創傷記憶壓垮的人,當走進魯迅世界的時候,相知的快慰當可以想象。魯迅研究者不都是冷顏的斗士之臉,王得后身上分明也染有魯迅夫子身上的溫暖的部分,這些也有前輩學人身上的可愛的遺傳。所以,我有時候想,他與魯迅遺產以及啟功等前輩的關系,構成了學術史一個鏈條,一些在學人身上消失的氣質,我們倒是在王得后那里見到了很多。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兩地書〉研究》,是他早期的代表著作。利用館藏的魯迅手稿,細致入微地考察了魯迅思想的邏輯過程。手稿研究引發的精神沉思,讓他觸摸到了魯迅內心最為幽微的部分。私人語境里的魯迅與公共語境里的魯迅,其實有一個不易察到的差異,恰恰在這種差異里,魯迅的本意在其敘述策略里被做了些許修改,而這卻有著引人思考的亮點。他驚異于魯迅那個柔軟的部分,在那涌動的思緒里,感到了精神哲學里的波瀾。多疑后的柔情、峻急中的忘我,使魯迅在反邏輯的邏輯里,揭示了存在的要義。王得后在解讀中常有發現的欣然,每每窺見那些隱藏在詞語背后的隱情,都能以別樣的文字對應,說出內在之言。世人常說魯迅過冷,但魯迅則以為熱的部分過多。這個反差在《兩地書》里尤為明顯,王得后寫道:
 
  沒有比《兩地書》及其原信更豐富更深刻更細致入微地表現了魯迅的個性和心理特征的了。景宋為魯迅織了一件毛線背心,魯迅穿上感到格外溫暖,他也說“或者也許還有別種原因”哩。有人會說:這像快五十歲的人嗎?這就是赤子之心。魯迅愛景宋,又深恐景宋為他犧牲,雙方曾反復辯論。十年以后,魯迅在“遺囑”里對景宋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這當中沒有聯系么?魯迅痛恨研究系比狐貍還壞,意欲痛擊。可他說自己太不冷靜,他們的東西一看就生氣,看不完,結果就只好亂打一通。這與所謂魯迅是冷靜、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的評論,有多么不同。
 
  從文本里發現流行的批評觀念的漏洞,推開了走進魯迅世界的另一扇大門。在“文革”思維還盤踞在學界的許多角落的時候,他撕開了精神的帷幕,與許多思想者一起奠定了新時期魯迅研究的基礎。在紀念魯迅百年誕辰的時候,他的那篇關于魯迅“立人”思想的文章,一時被廣泛閱讀,近四十年間,一直被學界引用。由考訂、詞語辨析出發,摒棄前定的批評理念,自然會發現別人沒有看到的光景。我們現在討論魯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且幾代學人受惠于他。許多年間,他發現了許多學界新秀,那些位學者都得到過他重要的幫助。其實,他一生提攜的青年何其之多,感激他的青年人是一時數不過來的。
 
  今天看來,他在魯迅研究轉型期的筆墨,帶有著獨思者的勇敢。那時候托爾斯泰主義的復活和新康德主義的崛起,在學界改寫了人文地圖。他似乎并沒有借用多少這些資源,而是從自己的經驗中摸索出一條新路。之前的魯迅研究是從模式化語境出發形成的一套邏輯。他卻漸漸出離了這套話語體系,以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話語說出別人沒有的心得。由于知識結構的限制,他還不能像后來的王富仁、汪暉那樣從哲學思想的層面思考魯迅遺產,但以自己的敏感,由文本細讀出發,體察魯迅精神的本色。這很帶一點晚清樸學的特點,不涉虛言,遠離空談,由辭章的爬梳看見思想的演進過程。因了此點,傳統魯迅研究泛意識形態化的話語終結于他那里,代之而來的是內在于魯迅世界的古樸概念。從魯迅自己使用的詞語出發還原其思想底色,開啟了研究的新天地。后來王富仁“回到魯迅去”的口號與汪暉的關注“反抗絕望”理念,有一些不能不說也是尋此路徑而來的沉思。
 
  現在回想起來,對魯迅思想研究有突破性的人物中,王得后當屬那時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驚奇地發現,魯迅思想的出發點有自己內在的邏輯,這些一部分與同時代的進步思潮吻合,一部分屬于獨特的、非他人觀念可重合的存在。也就是說,魯迅有自己的一套話語方式,如果離開這些話語方式而演繹其精神世界,就可能誤入歧途。這樣的時候,強加給魯迅的觀念和譽詞就可能遠離了本質。“文革”期間的魯迅研究所以被實用主義化,原因可能在此。
 
  1981年問世的那篇論文《魯迅留日時期“立人”的思想》,給研究界帶來了一股新風。這一篇論文的關鍵詞是“立人”,作者認為,魯迅留日時期,政治思想有三個內容,一是反侵略,二是支持建立民國的民主主義綱領,三是“獨具卓見地提出‘立人’為救中國的根本的主張”。論文在開闊的背景里透視魯迅的思想,一切源于魯迅文本與同時代精神的背景,列寧主義的話語方式和瞿秋白式的話語邏輯隱退,第一次以魯迅的詞語方式呈現出魯迅自己的思想,把魯迅的基本精神元素描繪得頗為動人。可以說,找到了對象世界的源頭。以往研究中悖謬的、不太周延的漏洞在此受到遏制。
 
  在泛意識形態話語還籠罩學界的時候,大膽提出以“人”為核心討論魯迅的思想,是他的前輩學者沒有也難做的工作。但王得后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在面對人道主義問題時,他的論述帶有魯迅式的繁復,并未極端化處理這個話題。他認為“重個人”不是損人利己,而人道精神又與托爾斯泰大不相同。魯迅討論的“立人”的話題,是在特定語境里的,但又不能冒犯當時流行的理論,只能從婉轉的辨析中建立自己的理論。“魯迅在闡述‘立人’的思想的時候,沒有提出先驗的‘人的本性’‘天性’之類的概念,不是主張什么‘人性的復歸’,恰恰相反,他所論述的,都是社會環境、教育對于‘人’和‘人性’的決定作用。”在不長的篇幅里,他以多重視角區分了魯迅“人”的觀念。王得后發現,魯迅的概念是有界定的,以流行的思維不易把握其基本思想。只有將其思想放置于特定話語里,才能見出本意。
 
  王得后的文字很快受到同代的幾個學者的認可。錢理群、王富仁等都和他有過良好的互動,他們三人以各自的優長,給魯迅研究注入了鮮活之氣。從此,三人漸漸成了王瑤、李何林、唐弢之后又一批重要的魯迅思想研究者。而在新老之間,王得后當可說是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

  王富仁回憶自己的學術之路,深深感謝的人物就有王得后。他知道,自己做的工作,王得后早在六七年前就進行了。王得后在魯迅博物館不僅與同事們整理了魯迅手稿、藏書,還第一個組織人把《魯迅全集》輸入電腦里,為史料工作傾盡了諸多心血。而他與人組織的《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編撰,可以說是開啟性的勞作。錢理群、王富仁等都受益于魯迅博物館研究者一些基礎性的成果,沒有王得后等人的默默無聞的幫助,他們兩人可能要耗去許多不必要的精力。

  對比他們三人的思想就不難發現,錢理群的魯迅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話題之中,理想主義的情懷一直揮之不去。他的啟蒙意識、個人主義題旨,與精神界的戰士的主題是環環相扣的。在其深入思考問題的過程中,堂吉訶德的影子常可以看到。而王富仁則是一個思辨色彩濃烈的人物,他的研究具有精神史的意味,屬于反學院派的學院派。王得后與他們相似的地方是,都切入了魯迅世界中本然之所,遠離了時尚的話語,保持了獨立的判斷。但他不熱衷于象牙塔式的學問,也沒有學院派的姿態。他的研究屬于為人生派的一種,更喜歡在日常社會里運用魯迅思想解決現實的問題。錢理群也介入現實,但屬于專業知識分子的冥思,影響力在校園學生和社會青年之間。王得后則游離于職業研究之外,博物館的史料意識、文物意識,以及平民的社會批評、文明批評在他那里是重要的。他也沒有王富仁那種汪洋恣肆的形而上學的走筆,思考問題平實的地方居多,重要的是,更像一個雜文家,以一種雜文的方式,傳播魯迅的思想。同樣是研究魯迅,他們三人的趣味和行文風格,都各自在不同的路徑上。可以說,錢理群主要面對的是文學史與思想史里的魯迅,王富仁則眺望著精神哲學里的魯迅,而王得后看重的是人的魯迅對于文化的意義。就方法而言,他的個性化表達是在常識化的語境里的。
 
  那本論文集《魯迅與中國文化精神》,較為集中體現了他20世紀80年代魯迅觀。其中《魯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對于魯迅思維方式的把握,是有相當的沖擊力的。面對存在之物,否定的對象是什么,如何繞過“奴才的破壞”和“寇盜式的破壞”,在否定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傳統的思維里沒有這些經驗。王得后的論述方式令人想起顧炎武《日知錄》的某些片段,詞語所指,具體而帶分寸感。史料鉤沉中,忽地有靈思閃動,尋常之所變得神異起來。在《魯迅對于改革民族文化的思考》一文中,對于“民氣論”與“民力論”的思考、“抗俗”與“個人的自大”的提倡,都有作者的不凡的辨析能力的呈現。他一直不忘魯迅文本給人的主觀色彩帶來的某些迷惑。進入其世界不能被先驗的基調所誤導,要注意的恰是那思想的繁復性和反本質主義的傾向。在我看來,王得后最大的興奮點是,較為系統地梳理出魯迅的基本思想,即魯迅到底說了什么。他的許多引人注意的觀點都推動了當時的魯迅思想研究,比如魯迅的左翼是什么樣的左翼,與周揚的左翼差異在哪里?魯迅與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何處?魯迅前期思想與后期思想有沒有相聯系的東西?他辨析得細致而深入,會心之感暗中涌動。一些象牙塔里的學者冷卻的話題,在他那里獲得了一種生命的熱力。
 
  20世紀90年代的王得后寫下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文章,但因為那時候學院派的崛起,他的雜感式的研究,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他的許多陳述不在熱鬧場域,知識譜系也沒有耀眼之處。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思考與啟蒙有一些聯系,那么90年代后的寫作則構成了與社會思潮對話的景觀。面對新出現的各類非難魯迅的思想,他不得不做出某種回應。這種回應不是從學術史的層面的辯駁,而是對于五四基本思想的維護,這些讓人想起李何林的某些遺緒。他對于一些流行的觀念并未深入研究,但依稀感到對于魯迅那代人精神的偏移。以警惕的目光審視那些泛起的泡沫,延續的依然是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基本思想。
 
  在王得后看來,魯迅研究存在幾個重要難題,倘不解決,論者則還在狹小的籠中。一是在左翼語境里形成的魯迅觀在今天是否有效?二是魯迅自己的話語方式在文化的長河里當安放在何處?在大的歷史語境里,如何看待五四那代人的自新性,以及對于傳統文化要義的延伸?研究者如果不面對這些難點,其實會墜入歷史的洞穴中,這與魯迅湍急的河流般的思想涌動是無法對應的。我們現在的學院派的思維,有時候不易發現這些難點,或者說,那些話語方式會遺漏某些重要的精神流脈。魯迅研究與其他歷史人物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思維在本質主義之外,流行的思維模式是無法進入其世界的內部領域的。恰如海德格爾所說,“在今天越來越廣泛地被濫用和亂說的日常語言,是不能道說存有之真理的”。研究者的意義在于,尋找一個符合對象世界和屬于自己的話語邏輯。
 
  七十年來的魯迅闡釋中,左翼慣性一直沒有消失過。但左翼遺產與魯迅,則糾纏著許多痛點,魯迅的復雜性被同一性的話語遮蔽的地方殊多,以致掩埋了其內在性的遺存。王得后關于左翼與魯迅關系的思考,要做的是對于慣性思維的解構。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魯迅與周揚、成仿吾等人的差異,也由此窺見魯迅獨立于革命史中的地方。《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一文從三個方面梳理了魯迅與左聯一般的作家的區別,雖然也在同一個營壘,但在對于階級斗爭以及人性的理解上,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思考上,在對于文學本身的看法上,都與左翼作家存在許多差異性判斷。不是從概念出發理解存在,而是從存在里打量精神的要義,故思想是植根于泥土里,又飛騰于天地之間的。現實性里的超現實精神,乃是其精神迷人的原因所在。這恰是錢理群所云的魯迅的超越性的精神迷人的地方。王得后的思考,顯示了與學院派不同的問題意識,魯迅的活的靈魂,在其散淡的語言里散出耀眼的光澤。
 
  清理左翼內部的問題,只是魯迅研究的一部分。如何面對國故派的質疑,遇到的挑戰似乎更大。20世紀90年代后,批評魯迅的聲音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由主義營壘的,另一個是新儒家的擁護者,后者大有覆蓋一切之勢。王得后在晚年所寫的《魯迅與孔子》,回應了這種挑戰,一生間的許多思考,都留在了這些文字間。改革開放多年后,尊孔與尊儒的思想受到主流文化重視而得到推廣。這一方面是多元化的進程的必然,一面也是五四新文化后來分化所面臨的難題。王得后敏銳地感受到,在社會變化的時候,魯迅的基本命題不僅沒有過時,也日益顯示出深切的價值。他寫道:
 
  我之所以敢于以《魯迅與孔子》為書名,是因為我發現,孔子的偉大,在掌握著人際關系中君臣、父子、夫婦的三個根本關系,在人際關系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規范人的社會生活。孔子的這三種關系,是封閉性的,家長制的,服從性的,抹殺個性、扭曲人性的,甚至于達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人隨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只能“從一而終”,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魯迅的偉大在“立人”,為“立人”掌握著人一要生存并不茍活,二要溫飽并不是奢侈;三要發展并不放縱;以人的每個個體的生存為本位,然后在人際關系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生活,發展個性。而且,生存、溫飽和發展,是開放性的,有廣闊的選擇空間,獨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與人情;“不是茍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縱”,在更高的層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追求“理想的人性”。
 
  過去的學者討論魯迅與儒家關系的時候,涇渭分明。王得后并不否認孔子的價值,但在基本點上,可以說是魯迅的捍衛者。他認為新文化的“新”就是把過去的邏輯顛倒過來,以個體的人為本位,而非官本位。在魯迅那里,有著鮮明的奴隸哲學的影子,是為底層人發言的人,而孔子則為統治者思考治術,與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是背離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精神還沒有深入到我們文化的底部,傳播魯迅思想的重要性不亞于對國粹的研究。
 
  這樣的思路自然屬于五四邏輯的一種,對傳統的解釋還不能有古典學的眼光。其實儒家思想在魯迅、胡適那代人那里也有深藏之所,只是他們的現代性的詞語遮蔽了其間的美質。徐梵澄、汪曾祺都有現代意識,但他們對于古典精神有擁抱的熱情,卻沒有沾染道學的積習,所以在思想上有相當的彈性。魯迅研究者多缺少這樣的彈性,故只能在一個維度上陳述思想。不過這種單一的維度中的確顯示了思想的沖擊力。不獨王得后,我們看王瑤、唐弢、李何林的文字,也有意回避了知識論中重要的問題。
 
  作為魯迅研究者,回答興起的儒學熱的挑戰,其實有一種責任在里。他知道,倘缺席于這種思考,可能喪失與時代深入對話的可能。但大多魯迅研究者還不能像李澤厚那樣從文化史與思想史層面面對這些,儒學界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研究幾乎沒有回應,他們更注意哲學界與史學界的爭論。王得后自己知道,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汪洋大海,以一人之力要撼動舊的根基,幾乎是一個空想。如何面對這類難題,新一代的魯迅研究者也延續了這樣的窘態。
 
  但王得后提供的思路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顯然異常重要。我覺得他給人啟示的地方在于,從不孤立地看待魯迅文本,總是在復雜性里審視魯迅文本的特定內涵。也避開流行的觀點審視問題,在其論著里,那些大詞、熱詞均讓位于尋常之語。文章起承轉合間,多是魯迅式的句子,自然、流暢,又不端著架子,仿佛與人的攀談,從容之中流出深思。那些復雜的語義經由他的闡釋,便從教條的框子里溢出,獲得常識般的意蘊。在眾多魯迅研究者那里,王得后可能是對于精神原色梳理最為精細的人。他的許多文字都是對于庸常的濫調的顛覆,埋在歷史深處的精神被一遍遍激活到當下的語境里。
 
  將魯迅底色呈現出來,對于普及其思想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由于時代言語方式的變遷,以今人的話語解釋民國的辭章,有時會誤入迷津,得出非歷史性的結論。王得后在文章中憂慮于此的時候甚多,不得不做諸多的箋注。他為青年人所寫的《朝花夕拾》普及解讀本,與錢理群編寫的《魯迅散文選》,都在以新的方式呈現文本的隱秘。這在他的許多隨筆里常可見到,其睿智的一面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人批評魯迅最多的是“斗爭哲學”,王得后則用魯迅自己的話,揭示諷刺與戰斗的文字產生的原因。人被壓迫了,能不反抗嗎?當有人指責魯迅“不滿”甚多、牢騷太盛時,王得后說:“魯迅的不滿,有理想的不滿。不滿可以引起改革,也可以引起復古。魯迅的是革新,而不是復古。站在不滿的十字路口是必須冷靜思考自己的方向的。”不滿當然會引來破壞,他解釋說,魯迅認為中國有兩種破壞,一種是“寇盜式的破壞”,一種是“奴才式的破壞”,這些對于社會乃災難的形態。但魯迅的不滿、“是勇者的不滿、強者的不滿,是向強者挑戰,絕對不是卑怯者的以強凌弱。這是關乎深層的民族性和人性的問題了”。王得后強調的是,魯迅對于平和、公理、秩序之類的概念都不排斥,但在壓迫與不公存在的時候,以抽象的概念無法解決現實的問題。在中國這樣奴性深重的世界,須有直面的勇氣和敘述的策略。也就是魯迅所云,在中國成大事者,當有學者的良知與市儈的手段。魯迅的文章所指,均為具體的問題,而非書齋里的抽象表述。中國的讀書人將思考用于虛幻的縹緲之處,獨對于現實矛盾的解決交了白卷。以傳統的讀書人的思路衡量魯迅的思想,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荒誕不經的。

  不僅僅知識群落與魯迅隔膜,魯迅研究者,有時候也難以系統或周全地思考其思想的本色。他與自己身邊的好友也常有爭論。比如對于錢理群的某些研究,就提出商榷。和王富仁,也有過爭鳴。魯迅的精神博矣深矣,一旦從靜態的視角審視,則易將復雜的文本變成一種單一性語義,凌遲了文本的本真還在次要,重要的是魯迅精神的要義被窄化了。他特別警惕學科制度對于文本的切割,魯迅一旦被學術話語所限制,遺漏一些精神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次他閱讀了一位小友的關于《中國小說史略》的研究論文,被扎實性所吸引,但卻覺得沒有顧及魯迅評價小說中人物的地方,可能流于技術層面的東西多了。于是提出希望,立體地看待文本,這是重要的。

  王得后周圍的學院派人物眾多,但他無意成為學院派。似乎覺得魯迅式的雜感才能夠表達己意,書齋里的吟哦不能盡興,豐富的世界被什么抑制住了。也由于此,他自己多了雜感式的寫作,一是解釋魯迅全集的微言大義,二是以全集的思想為參照,與時代的種種現象對話。就后者而言,可能由于過于拘泥魯迅的思想,內容不夠豐富,但倘從普及經典的角度出發,就會發現他的漫談式的寫作,也未嘗不是魯迅研究的一種。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做的當是一種非學術的軟性學術。
 
  曾經有一段時間,北京的雜文作者群是引人注目的,他們常常坐在一起,有著不定期的活動。這些人多為業余寫作,彼此也頗為投緣。像邵燕祥、牧恵、藍英年、王得后、朱鐵志都有不錯的文章流布,思想和言行,既不是象牙塔式的,也非時文的樣子。較之各種文學體裁,雜文是不太被人注意的文體,大的作家多不屑為之,學者們又覺得不登大雅之堂,清淺簡單,幾乎沒有誰青睞于此。但我們了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風氣,輿論空間,讀書人心態,這些雜文家提供的思想不比記者、作家差,有時候甚至更帶有思想的力度。
 
  王得后是他們的朋友,他的雜文屬于學者類的走筆,帶著明顯的魯迅學的背景。《語絲》周刊當年“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特點也傳染了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主張魯迅研究者應該寫一點雜文,介入現實,不然就過于經院化了,而經院化,也是魯迅一直反對的風氣。研究魯迅的人,許多不懂小說寫作,鮮會翻譯,難以從事古籍整理,這些都影響了研究的深度。王得后希望學者能夠像魯迅一樣有些反學院派的文字在,其中不乏是一種自省。我們看魯迅之后,人們對于其接受多是單線條的。繁復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的維度的豐富,并沒有在后來的學者那里延伸下去。魯迅的多面出擊的筆法和雜學里的靈思,讀書人一般不太具備。
 
  但他不像邵燕祥那樣詩意化的表達,也非藍英年式的知識考古式的漫筆,他是有意運用五四的思想資源思考當下的問題,把現實存在與傳統精神的脈息連接起來。閱讀他的那些短章,看出其真的性情,內心最為本色的東西都流動起來。文章所涉獵的話題甚廣,流行文化之病,民風里的惰性,世相種種,藝術問題,學術弊端,都在其目光的審視里。恰如王陽明所云:“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于良知也”。這是自古以來讀書人的責任,他的文字的誠與信、雅而真,與筆下的世界形成了一種反差。也看得出他的一種敘述倫理。
 
  在北京的雜文作者中,王得后的文章有著固定的章法,形式類似《準月風談》《南腔北調集》的短章,屬于時文的一種。他警惕自己的職業成了死知識的生產,與現實對話的沖動從沒有消失過。自己常年訂多種報紙,一直關注社會各類現象。文章則多感于時風之變,對于庸常的現象說些另類的感言。他坦言自己的作品“取揭出人生病苦,社會痼弊的一種。現象取自官方的報道,持之有故;思想靠近魯迅,力爭有理有情。三十年來,也不過‘人海語絲’,‘世紀末雜言’而已矣”。雖然有些自謙,其中也多夫子之道。學問一旦與存在脫節,則是無用之說、玄虛之語。把魯迅精神還原為常識里的閃光,則是他自覺的追求。
 
  早有人說,魯迅之后的雜文,漸漸有一種腔調,模仿其文字者,拘泥在一種格式中,能夠灑脫運用其文體的也就是聶紺弩、邵燕祥等少數人。王得后與這幾位人比,自然有些辭章的單薄,缺少文體的變化。但其逼近社會灰暗的方式,則顯出自己特別的思想之力。學者之思彌漫在文章深處,又能夠坦率地面對人與事,治學時的功夫也由此變成能動的存在,有思想的走筆,就比一事一議的時文要氣韻生動了。
 
  在急劇變化的社會里,王得后意識到自己身邊的一切,也恰是魯迅當年面對過的。古老的文化幽魂如何吞噬青年的心靈,狹隘的民族主義怎樣纏著國民的眼光,奴性的思維為何主宰著認知世界,都是需要重新清理的存在。他覺得最好的辦法,是把魯迅的文本請來,直面這些問題,甚至借此批判那些可怕的遺存。你會感到,他的許多文章都在引用魯迅的語錄,仿佛信徒引用《圣徑》一樣,有自覺的布道感。這一方面帶來論點的厚實,另一方面,則顯得敘述視角的重復。可是他樂此不疲,覺得這樣寫恰是自愿選擇。在直面現實的時候,魯迅的傳統沒有過時,自己不過是傳遞思想之火的使者而已。
 
  他的雜文有著嚴明的是非觀,屬于“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之類的篇什。比如,文壇評獎的時候,并非都是佳作入選,而批評家們卻視而不見,毫無思考能力,連基本的標準都沒有了。他引用魯迅“幫忙與幫閑”的觀點,嘲笑了那些輕淺的寫作者。《“不反抗”的前提》面對某些告示大發感慨,他認為遇見強盜倘不反抗,須有兩個前提,一是破案率要高,二是依法懲辦歹徒的“法”,要在歹徒“殺人”與“未殺人之間”,有重大區別。“我想,沒有這兩個前提,勸告公民遭遇歹徒‘不反抗’,和‘縱容犯罪’與‘為虎作倀’是很難區別的”。顯然,這里引用了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思路,彼此的邏輯是一致的。《“兒子是我的”》《勿把兒童當成人》,則有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聲音在。他不厭其煩移植魯迅的語錄談論自己的心得,批評之語頗為犀利,有時甚至顯得苛刻。由此路徑出發,他評議社會風氣,面對文壇陋習,和國民惰性,目光都很敏銳。當然,其間也學會了魯迅的某些筆法,像《不疑之疑》層層追問的句式,就是一種借用,他的不依不饒的批判意識,都是有所依據的。
 
  我們不妨將此看成一種活化的學識,或者旁觀者的獨白。作者自愿遠離了主流話語,以外在于市井的辭章打量日常生活里的一切。那些飄動在眼前的一切,多是魯迅曾抨擊過的存在,他覺得后人用盡力氣,亦不及魯老夫子的語錄更為貼切。所以,那些文字與其說自己的獨白,不如說是對魯迅的思路的一種補白。生命前行的途中,許多光影并非都是新來之物。古老的幽魂依然侵襲我們的世界,清除那些精神舊物,也是在做前人的未竟之業。
 
  有趣的是,他也非自認掌握了真理的人,在把解剖刀對向社會弊端的同時,偶也有內心的省察。除了這種憂患中的是非觀,還有諸多反諷自己的作品。解剖內心的瑕疵,自省先前的過失。在回憶性的文字里,他痛感“左傾”思維帶來的不幸,在艱難時代缺少魯迅式的目光,以致留下諸多的遺憾。我有時候讀到他對于自己20世紀50年代的思想的檢討,看得出其巴金式的真誠。左翼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人們的思想日益單一化。即便反思這單一化的思想,也在同樣的邏輯上。這是一代人的集體意識,他們的寫作中的痛感,牽動出現代史沉重的一頁。
 
  因了特殊環境的限制,中國舊學的韻致其實從他那一代就終結了,這是時代使然,后來的人們無可奈何。我有時想,他不能夠像自己的老師李長之、啟功那樣述學,可能與學術空間的自我切割有關。查看他的母校北京師大的歷史,前輩學人的著書立說都有彈性。王得后雖然所受教育在京派的大本營,但卻沒有多少這些歷史的遺傳。他贊佩的李長之、啟功、鐘敬文等前輩,都是京派學人,但那些人的文化趣味得之不多。比如啟功式的幽默與古雅,就沒有進入其筆端;鐘敬文的風致,也很少暗示到自己的文體里。吸引他的是李何林、王瑤這樣的學者,因為那里是左翼傳統才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色。而京派那些遺產,他基本是隔膜的,甚或多有對立。有選擇性地攝取五四以來的文化基因,給他的文章帶來一種不變的調子,保持了表達的純粹性。但一面也阻礙了走向豐富的精神之路,辭章的多致性未能展開。這些問題不僅存在于李何林那代人中,我們這一代也依然沒有改變類似的特點。
 
  當他把自己定位于魯迅傳統的傳播者的時候,你才會明白,文字的單一化也恰有著信仰的純粹性,這是選擇的代價。為一個傳統做默默培土的工作,雖然存有排他性,卻有本然里的富有。我在其文字里看到了這富有中的坦然。也意識到他的寫作的意義所在:
 
  傳統不在創造經典的人自身,不在經典自身,而在創造者之外,有他人的信奉與踐行。傳統不僅有文字典籍,尤其有踐行的人群。有經典而沒有足夠數量的信奉的人,談不上傳統……
 
  但無須悲觀。魯迅的經典必將繼續傳世,魯迅傳統必將形成。因為魯迅經典是人成其為現代人的經典。魯迅呼喚的“人”,是進化中的人;是不被人吃也不吃人的“真的人”,是不依附于任何人,無論單數與多數,也不依附于任何勢力,無論人與神的“完全的人”。魯迅“要改良這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天性,并必將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自覺的行動。魯迅“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斗,但為的是改革”的生存策略,必將有越來越多的覺悟的知識者所踐行……
 
  這個以魯迅思想為終生學習對象的老人,從沒有放棄過自己的使命。意識到自己的過渡屬性,并不追求永恒和無限。盡己之力,燃燒到最后的時刻,不忘的是炬火的傳播。人生太短,可耕耘的園地又有多少呢。消失于所愛之旅,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想起來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多是如此,人們也因之窺見了堅守者的形象。魯迅是迷人的,那些追隨魯迅的人,捍衛了這迷人之景。中國這樣的人,還有許多吧,一一查看,當感到那里的奇觀。如同基督教的歷史一樣,魯迅傳統延伸的過程,乃人性之光閃爍的過程。因了這一代人,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滅的光源。那些于寒夜覓路的人,因之而感到了孤寂里的溫暖。
 
來源:《文藝爭鳴》 
作者:孫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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